培養韌性來面對不確定性
這本書是大家所熟知的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所寫. 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大家熟知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而在這本書中, 他以心理學家12種來處理人生遇到危機時可採取的方法作為開頭. 接著將此12種思維延伸到國家, 並以七個國家為例(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和美國), 舉出這些國家在遇到國內或國外挑戰時, 基於當時條件下, 領導人如何解決問題. 是否處理過程和此12種方法相似, 結果會有好有壞. 戴蒙輔以其豐富的歷史觀, 地緣條件, 國力強弱等. 提出其觀點.
從個人開始
作者開頭就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 如何定義”危機”, 而這所謂的“危機”在發生後, 對於這個人的日常生活會造成一定的影響或改變. 而多大的改變或影響可以稱為”危機”.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不管是否算是“危機”, 書中提醒了我們:
- 這個危機是否已經存在很久? 而我們往往在”發生”時才正視它.
- 先前的經驗是否可應付? 如果無法解決時, 所謂的壓力及焦慮就會伴隨而來.
- 當這個所謂的危機找到了方法解決, 你會更有自信.
保持韌性, 力求革新和尋求盟友支援為作者建議處理”危機”三個態度. 我把它當成”危機就是轉機”.
書中提到心理學家歸納出以下12種準則來處理個人危機且處理好壞會影響其結果:
1. 承認個人置身危機. 2. 承擔個人責任. 3. 建立圍籬 (承認危機, 準備採取行動來解決它). 4. 他人的幫助. 5. 以其他人為典範. 6. 自我強度. 7. 誠實的自我評價. 8. 先前的危機經驗. 9. 耐心. 10. 彈性. 11. 核心價值. 12. 擺脫限制.
而國家一樣也會遇到國家的危機, 當國家發生危機時, 是否可以基於此12條準則對應到國家處理危機的準則. 或許能, 或許不能. 作者特別強調並非有實際歷史證明是可以這樣做的. 更何況國家危機影響的廣度跟深度是個人是不一樣的. 而是作者想藉著歷史上這些危機發生時, 國家處理的方式及實際結果. 是否會依各國國家(包含國民及領導人)在文化上, 處理問題的想法和方式, 在這些準則上會有那些異同.
所以讓我們看看各個國家發生的歷史事件, 各國處理危機的方式, 是否跟這些因素相似? 而結果又為如何?
知己知彼
我們看到的第一對組合是芬蘭和日本, 配對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都是受到另一個國家的攻擊而造成國家危機.
芬蘭曾經是俄羅斯的一個自治區, 而非一個國家. 而且芬蘭與俄羅斯相連的邊界比任何歐洲國家和俄羅斯的邊界都要長. 在此地緣環境下, 一九三九年, 蘇聯曾經對四個國家提出割地要求(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 芬蘭是唯一拒絕的國家. 從此之後, 芬蘭陷入長達十年的戰爭與危機中. 面對蘇聯強大軍力, 人口又是芬蘭數十倍. 芬蘭在對抗蘇聯的戰爭中死亡人數近十萬. 這個數字或許跟二次大戰時, 每轟炸一座城市比較起來(廣島、漢堡和東京, 當場死亡的人數就近達十萬), 人數似乎不算多. 但當時芬蘭總人口才三百七十萬. 面對如此嚴重傷亡. 芬蘭最後還是存活下來.
為什麼芬蘭在如此不對稱的武力及兵力下, 還能存活. 且現在的芬蘭的科技和工業都世界知名. 原因是:
- 誠實的自我評價: 他們接受現實, 國家很小, 與蘇聯又有很長的邊界, 更何況蘇聯軍力強大.
- 靈活的彈性: 芬蘭前領導人(凱科寧總統)說到, 基本的外交策略就是讓我國的存在與決定芬蘭生死的國家利益一致. (對於蘇聯, 芬蘭可以接受到西方科技, 也是與西方國家的窗口. 讓芬蘭保持獨立和西方國家往來比佔領它好).
- 建立圍籬: 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經常和蘇聯進行有關議題之對話, 讓蘇聯和芬蘭綁在一起.
日本在幕府制度的政府主導下(1854年), 結束了鎖國政策. 在開國之後, 因為西方國家提出開放港口, 貿易等要求. 這帶來日本社會和政府意見不一(有人排斥外國人, 有人想向外國學習並有生意往來). 而這些紛爭, 最後還造成日本國內的政敵推翻了幕府政府. 但也因此讓這些政敵所領導的新政府必須進行範圍更大, 更遠的改變來說服人民.
但是新舊政府最後的目的是一致的. 即爭取時間, 一方面滿足西方列強(盡可能的最少讓步)的要求, 一方面學習西方軍事和非軍事上的知識和技術以增進國力, 軍力.
日本在明治時代的軍事擴張相當順利, 因為每一步都經過謹慎的自我評估, 了解日本自己及其假想敵的優缺點, 精準估算日本的戰勝的可行性. 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大部分的日本軍隊已經身處與中國的戰爭中, 日本還同時開啟與美, 英, 俄等國作戰, 在這樣情況下, 根本毫無勝算. 隨著美國兩顆原子彈落在廣島和長崎, 超過三百多萬日本人死亡. 日本宣布投降.
日本面臨危機時的處理方式, 有許多是和芬蘭相似的, 也有些不盡相同. 例如:
- 誠實的自我評價: 明治時期的日本和芬蘭一樣, 知道敵人比自己強大.
- 建立圍籬: 清楚地知道保留自己所需要的(天皇制度, 神道和日本文字等), 但也積極向國外借鏡改進經濟, 軍事, 科技等缺點.
- 核心價值: 人民和政府都認為日本是優越的, 拒絕臣服於其他國家. 例如神風特攻隊以自殺的方式以飛機直接衝撞敵人的戰艦, 或者是二戰結束, 美國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 日本仍堅持一個條件: 不能有任何有損天皇陛下身為主權統治者特權的要求.
不同的有:
- 以其他人為典範: 芬蘭沒有範例可學習, 但明治時期的法律師法德國, 軍艦和戰鬥機等武器設計製造尋求英國協助.
- 限制(地緣): 日本是座島, 沒有和其他國家接壤的邊界, 比起芬蘭和德國這類國家, 它們與其他國家共享邊界, 在地緣政治上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
安內才能攘外
接下來這組配對是智利與印尼, 因為這二個國家產生危機的原因都是國家內部發生流血革命.
智利的國土是細長形(全球最長, 最細), 靠著高山和沙漠形成屏障與拉美國家隔離. 政黨分成三派: 左派, 中間及右派. 他們勢力不相上下, 政權右傾或左傾就看中間派態度. 早期智利與其他國家相比(秘魯, 阿根廷等國)政局是穩定的. 但在1970年的選舉中產生了重大改變. 由主張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人阿言德當選(36%), 因為反對他的選民比例為64%(右派:35%, 中間選民:約28%). 形成少數政府, 所以他的政策就很難推動. 更何況當時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後, 更害怕類似事件重新上演. 於是阿言德就是在多數國民反對他, 美國政府不支持他的情形下執政. 但他的政策卻不是採取溫和妥協的方式, 而是採取激進且壓制反對勢力的手段. 例如, 將美資銅礦公司收為國有, 增加國家支出再藉由印製鈔票來解決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膨. 人民雖然薪資表面上增加卻跟不上通膨後的物價. 使得反對他的人民愈來愈多. 最後由三軍聯合組成的軍政府政變下自我結束生命.
接手的軍政府領導者(皮諾契特)更激進, 成立鎮壓單位, 逮補了約十三萬智利人民, 雖然後來大多數人獲得釋放, 但還是殺害了數以千計的智利人民. 雖然在政治上排除異己, 但皮諾契特在經濟重建上卻有不一樣的作為, 從一九七五年起，皮諾契特起用一群被稱為“芝加哥男孩”(大多人都是芝加哥大學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學生, 故有此稱號)的經濟顧問掌管經濟, 他們以企業自由, 貿易自由, 市場導向, 智利企業現代化等政策為導向, 以減少政府干預. 但這些正面的策略因為巨大的貿易逆差(和美金匯率間)和經濟停滯成長, 智利人獲得的經濟利益分配不均, 中產階級以上富裕, 但其他智利人民卻是貧困的. 就在專制暴行及整體經濟未改善太多的情況下, 皮諾契特的時代結束.
皮諾契特後續的領導人們(左派, 中間, 右派), 意識到取得政權的不二法門是”建立所有智利人的智利”, 必須以寬容, 妥協, 分享和權力交替與你意見不同的政黨, 因此改變, 智利又回到民主政府的軌道. 另外在經濟上, 延續了皮諾契特自由市場經濟, 也帶來智利經濟上的成長.
在智利的領導人的危機處理中, 我們看到了:
- 彈性: 在皮諾契特領導的軍政府結束後, 自由市場經濟的政策仍被保留下來. 另外, 後續領導人學會與不同政黨妥協而不是消滅對方.
- 限制(地緣優勢): 有高山和沙漠形成屏障與拉美國家隔離, 比較不會有鄰國武力威脅.
印尼, 從書中才知道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 雖然大多數印尼人信奉穆斯林, 但也有許多的基督教徒及佛教徒. 一般人很難將印尼跟”穆斯林”聯想在一起, 因為大家對印尼的印象應該是在峇里島悠閒的享受海邊風景. 很少有恐怖攻擊或是內戰的新聞. 而在地理上, 印尼是全球領土最為分裂的國家, 由許多島嶼組成(爪哇, 峇里, 蘇門答臘等)且皆有人居住.
曾經為荷蘭殖民地, 在此期間, 荷蘭還是採取剝削的方式治理, 雖然後期有實施了些立意良善的政策, 如建立學校, 建設鐵路及設立地方議會等. 但隨著國家意識抬頭, 獨立的想法漸漸在印尼人民萌芽, 罷工與反抗政府的聲音及活動變多, 作為反抗荷蘭殖民政府的意見領袖蘇卡諾, 隨後成為印尼獨立後首任總統. 蘇卡諾成為總統後, 非常清楚國民缺乏國家認同, 例如, 有人自認是爪哇人, 有人自認是蘇門答臘人或其他地區, 而不覺得自己是印尼人. 各政黨願景也有所不同, 穆斯林領袖希望成為伊斯蘭國家, 印尼共產黨希望成為共產國家, 也有印尼人希望直接獨立. 語言也尚未統一使用印尼語(各地區共有七百種方言). 於是蘇卡諾制定五個原則, 分別為信仰一神, 團結統一, 人道主義, 民主及實現社會正義.並將這些原則納入憲法.
但是印尼在獨立前沒有過民主自治的經驗, 都是生活在荷蘭統治下. 國內政黨實力相當, 不願妥協. 於是印尼三股最強大的力量展開了權力鬥爭, 他們分別是蘇卡諾總統, 壟斷軍事力量的武裝部隊與印尼共產黨, 在此情況下, 政局非常不穩定(我們從智利的例子已經看到實力相當的政黨妥協破裂的狀況). 三方的角力在一九六五年發生的政變中產生重大改變, 當時陸軍戰略後備司令部指揮官蘇哈托掌管了軍隊, 隨後發生了印度尼西亞大屠殺事件(印尼軍隊針對當地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員、親共主義者的大屠殺), 究竟正確的數字多少很難確認. 最常被引用的數據是估算出來的五十萬人. 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最大的屠殺之一. 一九六八年, 蘇哈托正式取代蘇卡諾擔任總統一職.
蘇哈托取得政權後, 專心於印尼的國內問題上, 與西方國家結盟, 重新加入聯合國. 經濟交給專業資格的印尼經濟學者, 其中許多人擁有加州柏克萊分校的學位, 因此有”柏克萊黑幫”的稱號. 跟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一樣. 柏克萊黑幫藉著平衡預算, 採用市場導向, 減少印尼的國債和通膨等措施實施經濟改革. 藉此鼓勵外國投資, 開發印尼的自然資源, 尤其是石油和礦產. 不過, 蘇哈托允許軍隊創辦企業, 大規模地貪污, 並進他們的私人口袋. 不過, 蘇哈托政權也持續了有三十五年之久, 如今的印尼還是一樣有許多島嶼, 數百種地方語言, 多種宗教. 但重要的事現在印尼人認同自己國家.
印尼遇到的國家危機時, 哪些處理方式是符合上述框架:
- 建立圍籬: 改善經濟, 蘇哈托採用專業經濟學者, 用經濟成長取代經濟倒退. 保存的印尼主要特質, 例如: 國土完整, 宗教寬容和非共產政府.
- 限制(地緣優勢): 印尼是海島, 比較沒有遭受任何國家侵略的立即威脅.
- 以其他人為典範: 借助柏克萊黑幫經濟學者, 促進印尼經濟成長.
- 他人的幫助: 蘇哈托採取親西方的政策後, 印尼在重建經濟時獲得西方國家的大筆投資和援助.
智利和印尼二個國家都經歷過政治協商破裂, 並以軍力鎮壓建立長期獨裁政府.不過, 印尼在地緣, 宗教和語言複雜度來說, 建立民主和平的政府難度比智利高.
迭代更新
最後一組為德國和澳洲, 這組合不像前面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是某天突然發生(美國海軍抵達日本港口要求貿易開放, 蘇聯攻打芬蘭, 智利皮諾契特發動政變, 以及印尼在一九六五年一樣突然發生政變). 而他們遇到的國家危機是慢慢形成的.
二次大戰後的德國宣布投降, 盟軍將德國分成二個佔領區: 東德(蘇俄), 西德(美, 法, 英). 一邊是共產國家, 一邊是西方民主國家(1961年還在東西柏林間豎起一道圍牆). 今天, 德國是自由民主國家, 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及強大的歐洲國家. 德國歷屆的領導人做了些什麼, 導致這些變化:
- 二戰後, 盟軍發現蘇俄才是真正的風險(冷戰期間, 蘇俄先後發展了原子彈和氫彈). 所以盟國需要支持西德強大起來作為反共的堡壘.
- 西德的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 利用美國人對於共黨的恐懼, 釋放更多的權力交給西德, 而非盟國. 阿登納的經濟部長採取了自由經濟政策並加上西方盟軍及美國的金援, 促成了顯著的經濟成長.
- 在康拉德．阿登納任內, 西德各州的司法廳長成立了中央辦公室(一九五八年), 合力起訴納粹罪行. 當時檢察當局的猶太律師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努力的查緝納粹所犯下的罪行. 並讓德國人審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並向德國民眾暸解, 德國人在納粹時代的惡行, 不是只有領導人, 還包括大批德國士兵和官員, 甚至於今天許多的西德政府高級官員. 因為未公開起訴之前, 大多數德國人認為, 納粹罪行只是一小群邪惡領袖, 絕大多數德國人都是無辜的.
- 一九六九年, 政權轉換, 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成為西德第一位左派總理, 他採取開放態度, 放棄領土和東德和波蘭等國建立外交關係. 另外, 他可以做到訪問波蘭首都華沙時(波蘭是二戰期間人口死亡比例最高的國家, 最大的納粹集中營也在波蘭), 在波蘭民眾面前，布蘭特跪下, 承認有數百萬名受害者遭納粹屠殺的事實.
- 漸漸讓美國和西歐信賴西德是民主國家與可靠的盟友(因為二戰結束初期, 盟軍擔心西德再次變成極端主義, 所以西方盟軍的策略是禁止西德發展重工業). 同時, 蘇聯及其東歐集團因為西德經常釋出的善意, 視西德為主要的貿易夥伴, 不再擔心它的存在是個威脅.
- 所有德國兒童自一九七○年代以來, 他們在學校裡接受的教育, 詳細地說明了納粹的暴行, 許多學生進行校外教學是去參觀許多集中營. 坦然面對過去所犯下的錯誤.
隨著東西德人民互相交流(東德人可以看到西德的電視頻道, 東西德開放人民互訪), 蘇俄及東德經幾每下愈況. 在一九九○年, 當時的西德總理柯爾利用經援東德, 二德社會福利統一等政策下, 說服戈巴契夫讓兩德重新統一(東德解體), 竟然還可以容忍統一後的德國繼續留在北約.
回到國家危機處理框架上, 德國符合:
- 限制(地緣): 在地緣上, 德國其實是十分不利軍事的. 德國位於歐洲中心與九個國家接壤(荷蘭, 比利時, 盧森堡, 法國, 瑞士, 奧地利, 捷克, 波蘭和丹麥). 並且德北屬於平坦的平原, 沒有任何天然防禦屏障. 但諷刺的是, 德國還主動發起戰爭. 但是總理柯爾最後還可以讓東西德恢復統一, 這點在地緣限制上是非常極端的例子.
- 誠實的自我評價: 包括鮑爾讓德國人審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布蘭特主動承認有數百萬名受害者遭納粹屠殺的事實及讓所有德國兒童在學校裡接受的教育, 詳細地說明了納粹的暴行. 這些作法, 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 例如: 日本並未充分承認並道歉南京大屠殺事件及迫使大批韓國和其他國籍的婦女作為日本軍中妓院的慰安婦. 印尼的學童仍未被教授關於一九六五年大屠殺的經過. 美國的學校未主動教育學生有關美國在越南, 原住民和非奴所犯下的惡行.
- 他人的幫助: 西方盟軍及美國的金援, 促成了顯著的經濟成長.
澳洲曾為英國殖民地, 原因是英國罪犯太多, 需要把這些罪犯移到夠遠且不會影響到英國安全的地方. 而此殖民地又可作為英國位於太平洋上軍事, 商業的一個基地. 因此澳洲在基礎建設及文化上深受英國影響(澳洲國旗上還有米字圖騰)但卻沒有相近亞洲國家的味道.
英國人在殖民到澳洲的過程上, 沒有遇到太多阻礙. 輕易取得土地. 沒有像其他英國殖民地(美國, 印度等)需要和原住民的首領談判, 付款或送英國的軍隊對抗當地的軍隊, 部落勢力. 原因是澳洲的原住民以遊牧維生, 沒有群聚生活或固定的生活部落.
除此之外, 英國也歧視這些非白人的人種, 這歧視包括澳洲原住民, 當時被送來做工的黑奴和因掏金熱而來的中國人. 所以一直到二戰結束前, 英國的”白澳政策”下, 白種人和英國人佔了絕大部份的澳州人口比例.
歷史上, 澳洲共有六個英殖民地(新南威爾斯、塔斯馬尼亞、維多利亞、南澳、西澳和昆士蘭). 當時澳洲人沒有國家觀念(有人自認為移居海外的英國人, 維多利亞人或昆士蘭人等等), 自然就沒有統一的想法. 一直到二戰後. 澳洲人的國家意識是他們認為英國是他們的祖國, 積極的參與英國的戰爭. 即便與澳洲利益無關. 還因為參與戰爭, 澳洲人傷亡慘重. 二次世界大戰, 澳洲又一次的義無反顧的加入英國與德國的戰事中. 但因澳洲本身有被日本攻擊的風險, 所以想召回軍隊回防, 但英首相邱吉爾保證英國及其艦隊會發揮新加坡(當時英國有新加坡基地)有的戰力來保護澳洲. 最後, 英國駐新加坡的指揮官向日本投降, 十萬名英國戰士被關進戰俘營, 當中還包括澳洲士兵. 這個未兌現的承諾, 它被澳洲視為背叛(母國: 英國), 並造成澳洲對英國長期的怨恨.
澳洲人逐漸意識到身處遙遠歐洲的英國, 它自己面臨戰爭時都自身難保了, 何況來保護遙遠的澳洲. 況且, 澳洲發現真正的敵人是身邊的日本而不是遙遠的歐洲列國. 真正有實力保衛他們的應該是美國(亞太的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
二戰結束後, 英澳漸行漸遠. 原本澳洲自認為他們是英國人的想法幻滅. “白澳政策”也開始鬆動. 後續澳洲的領導人也都陸續接受移民, 只是對亞洲的移民依舊排斥. 經濟上, 澳洲開放礦產出口到日本. 也因此日本取代了英國, 成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另一方面, 英國也推開了澳洲. 英國參加了歐洲經濟共同體. 因為關稅的差別, 原本英國是澳洲最大出口國, 自然英國會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國家來代替澳洲. 舉例來說, 澳洲對英國的食品出口, 後來被法, 荷蘭, 義大利和丹麥的食品所取代.
一九七二年, 澳洲決定走自己的路. 當時, 澳洲總理高夫. 惠特蘭(Gough Whitlam)領導的工黨二十三年來首次掌權. 他初上任的十九天, 做了一系列重要的決定. 重要的有: 正式拒絕白澳政策, 女性同工同酬, 以新的澳洲榮譽制度取代英國榮譽制度等. 一九八六年, 澳洲完全獨立.
澳洲有哪些處理方式是符合在國家處理危機的框架下:
- 國家認同(自我強度): 澳洲曾經認為自己是英國人, 缺乏國家認同感. 一直到二戰後, 夢想破滅後才走上自己的路.
- 誠實的自我評價: 一樣也是經歷過二戰, 澳洲發覺日本才是自己的風險所在, 英國是無法保護他們. 經濟上, 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後, 他們不再是澳洲食品, 礦產的最大買家了.
- 建立圍籬: 政治及經濟上, 與美國, 日本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還是保持跟英國良好的關係, 鈔票上仍有英國女王的頭像, 國旗上的米字, 英國的板球及橄欖球仍然在澳洲風行.
後話: 隱藏的風險
書中最後有提到今天的日本和美國可能會有的危機, 我將其中二項作者分別在日美所提到的問題及建議提出來. 因為我們也正在遭遇類似的狀況.
日本的人口老化, 生育率降低. 使得日本人口逐漸下降. “移民”不失為解決這個問題的好方法. 只不過日本人對移民是排斥的, 認為移民數量的增加會帶來社會犯罪率的上升. 但作者提出在歡迎移民的美國, 諾貝爾奬的得主在過去20年有40%是來自移民, 更重要的是, 這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者大多具備大膽, 風險承受能力, 勤奮, 抱負和創新精神等相同的特質. 這對後代教育, 科技, 想法及文化都會有深層的影響.
美國人普遍使用臉書, 推特, YouTube等社交軟體, 不止美國人, 應該全世界都被層出不窮的社交軟體制約了. 作者使用了”社會資本”(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的衰落來形容. 現代人因長時間使用手機, 電腦進行溝通, 社交與學習等活動. 大幅降低出門參加面對面, 交談, 溝通的次數. 也因此犧牲掉聯繫感情, 互相得到幫助的好處. 微觀來看, 在書中的例子中: 會有年輕人在初見面時, 缺乏社交技巧. 反而是用手機訊息打字溝通. 中觀的影響為社交軟體會為你打造同溫層, 造成思考, 所看新聞甚至於表達意見的態度上造成偏執. 宏觀來看, 政策方向因政黨不同, 協商時, 會不會更容易進入僵持的風險. 我們在智利及印尼都有看到政治陷入僵局的後果.